2006年6月，張家界永定區政府申報的“張家界陽戲”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列入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1年5月，“張家界陽戲”又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使陽戲成為“國寶”。陽戲多次在中央電視臺和湖南電視臺播放，《中國文化報》、《文化時報》和《湖南日報》等報刊競相報道張家界陽戲劇團在農村演出的動人事跡。 

 

　　“陽戲”全稱“陽盤戲”，又名“柳子戲”，因是做陽春人演的戲而得名。楚文化余緒和少數民族文化都給陽戲藝術滋養，在樵歌、秧歌、船歌、儺歌、采茶歌以及其他地方戲曲劇種影響下，形成流行武陵地區稀有劇種——陽戲。關于陽戲形成時間，學術界有兩種說法：一說陽戲萌于宋元時期，盛于明清時期。清代《同治酉陽州志》記載：“州屬多南巫，其女巫則謂之師娘子。凡咒舞求佑，只用男巫一二人或三四人。病愈還愿，謂之陽戲”。可見，陽戲與巫儺文化確有淵源關系，故可認為陽戲是在儺愿戲基礎上發展而成的。還有許多民族研究專家認為，陽戲聲腔吸收四川省梁山縣燈戲腔調，習稱“楊花柳”。清代《咸豐長樂縣志》記載：“演戲多唱楊花柳戲，其音節出于四川梁山縣，又曰梁山調。”五峰縣土家族詩人田泰斗在《竹枝詞》中寫道：“一夜元宵花鼓鬧，楊花柳曲四川腔”。自明末清初土家覃玉龍、覃玉鳳兄弟從施州遷入澧水流域后，形成教字埡犀牛潭覃家班，至第四代覃保元始收外姓徒弟，培育杜從善、覃華堂、庹松俠、劉思之等知名藝人。 

 

　　清朝中期，陽戲普及到武陵地區。后經杜從善等幾代陽戲大師改革，借鑒荊河戲演唱方法、表演程式、伴奏曲牌，融合儺愿戲、花燈戲和土家民歌于陽戲中，使陽戲形成具有獨特風格的土家劇種，積累了《秋江》、《槐蔭會》、《白羅裙》、《雙槐樹》、《雙進京》、《鍘閣老》、《小紅燈》、《蘭橋會》、《打經堂》、《打蘆花》、《清風亭》、《血絲玉鐲》、《打倉救主》、《一女嫁三郎》、《春哥與錦雞》等200多個傳統劇目。

 

　　陽戲主要內容反映家庭生活、勞動故事和男女愛情。從民間歌舞發展成為戲曲劇種，陽戲經歷了“二小”、“三小”以及“多行當戲”等階段。現在，陽戲角色行當分為生、旦、凈、丑四行。其主腔有兩種唱法，一是用平嗓平腔唱，尾音不翻高，稱為“老柳子戲”；另一是用真假嗓結合演唱，尾音翻高八度，稱為“新柳子戲”。陽戲伴奏分文場和武場，文場主要伴奏樂器是土制大筒，琴筒用桂竹做成，一端蒙以蛇皮，音色渾厚，甕音明顯。伴奏有“托腔”和“跟腔”兩種文場伴奏音樂有大起板、大開門、楊花柳、青絲紐、步步高、半邊月、狗撕羊、螞蟻上樹、連升三級等。武場打擊樂曲牌來自圍鼓和荊河戲的打擊樂曲牌，有機頭、剎頭、丁子、僚子等點子，民族特色十分濃郁。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陽戲受武陵地區花燈戲、儺愿戲、辰河戲影響，形成北路陽戲和南路陽戲兩個流派。北路陽戲流行在張家界各區縣，永順縣、保靖縣、龍山縣、古丈縣、鶴峰縣、五峰縣、酉陽縣等土家族聚居區。北路陽戲在表演藝術上具有獨特風格，語言生動風趣，唱詞通俗易懂。表演繼承花燈戲、儺愿戲的傳統表演手法，重做工而少武打，靠演員優美的唱腔、生活化的念白和細膩的表演取勝。北路陽戲唱腔按澧水河上游、下游又分“上河調”和“下河調”。“上河調”與“下河調”均分“正調”與“小調”兩類。正調部分唱腔均用“真假聲相結合”演唱，即尾腔翻高八度，美其名曰“金線吊葫蘆”，如正宮調、悅調、陽調、陰調、四平調、七字調、八字調、采花調、小丑調和狗撕羊調等。小調演唱不用假聲，采用民歌唱法，如薅草歌、磨子歌、唱古人、梁山調、猜猜調等。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陽戲發展鼎盛時期，大庸陽戲劇團演出《寶蓮燈》、《生死牌》、《愛扯謊的婆娘》等，劇團每到一地，觀眾爭購戲票，劇團每天連演五場，演員整天不卸妝。1979年，桑植縣打鼓泉鄉組建桑植縣第一個陽戲劇團，創作《上川記》、《大堂配》、《復婚記》、《紅軍渡》、《奇怪姻緣》和《打魚救生》等40多個陽戲劇目。1984年，大庸縣文化局把王家坪陽戲劇團更名為“大庸陽戲二團”，所演《山伯訪友》被湖南省電臺錄播，國家文化部刊物發表該團經驗。八十年代以后，大庸陽戲劇團上演一批生活氣息濃郁的土家現代戲以及根據歷史故事改編的劇目《羅大將軍》、《賀龍與神兵女》等，在群眾中引起較大反響，獲得國家文化部劇本銀獎。 

 

　 來張家界，游覽了秀美風光，還不能不聽一出土家陽戲。